十天前我写一封信给一位朋友，说在日本文化里也有他自己的东西，讲到滑稽小说曾这样说道：
“江户时代的平民文学正与明清的俗文学相当，似乎我们可以不必灭自己的威风了，但是我读日本的所谓滑稽本，还不能不承认这是中国所没有的东西。滑稽，——日本音读作kokkei，显然是从太史公的《滑稽列传》来的，中国近来却多喜欢读若泥滑滑的滑了！据说这是东方民族所缺乏的东西，日本人自己也常常慨叹，惭愧不及英国人。这所说或者不错，因为听说英国人富于‘幽默’，其文学亦多含幽默趣味，而此幽默一语在日本常译为滑稽，虽然在中国另造了这两个译音而含别义的字，很招了人家的不喜欢，有人主张改译‘酉靺’，亦仍无济于事。且说这滑稽本起于文化文政（一八〇四至二九）年间，全没有受着西洋的影响，中国又并无这种东西，所以那无妨说是日本人自己创作的玩意儿，我们不能说比英国小说家的幽默何如，但这总可证明日本人有幽默趣味要比中国人为多了。我将十返舍一九的《东海道中膝栗毛》（膝栗毛者以脚当马，即徒步旅行也）式亭三马的《浮世风吕》与《浮世床》（风吕者澡堂，床者今言理发处。此种汉字和读虽似可笑，世间却多有，如希腊语帐篷今用作剧场的背景，跳舞场今用作乐队是也）放在旁边，再一一回忆我所读过的中国小说，去找类似的作品，或者一半因为孤陋寡闻的缘故，一时竟想不起来。”当时我所注意的是日本从“气质物”（katagimono，characters）出来的，写实而夸张的讽刺小说，特别是三马的作品，差不多全部利用对话，却能在平凡的闲话里藏着会心的微笑，实在很不容易，所以我举出《西游记》，《儒林外史》，以至《何典》，《常言道》，却又放下，觉得都不很像，不能相比。但若是单拿这几部书来说，自然也各有他们的好处，不可一笔抹杀。现在单说《何典》与《常言道》，我又想只侧重后者，因为比较不大有人知道。《常言道》有嘉庆甲子（一八〇四）光绪乙亥（一八七五）两刻本，《何典》作者是乾嘉时人，书至光绪戊寅（一八七八）始出版，民国十五年又由刘半农先生重刊一次，并加校注，虽然我所有的一册今已不见，但记得的人当甚不少也。
本来讲起这些东西，至少总得去回顾明季一下，或者从所谓李卓吾编的《开卷一笑》谈起，但是材料还不易多找，所以这里只得以乾嘉之际为限。这一类的书通行的有下列几种，今以刊行年代为序：
一，《岂有此理》四卷，嘉庆己未（一七九九）。
二，《更岂有此理》四卷，嘉庆庚申（一八〇〇）。
三，《常言道》四卷，嘉庆甲子（一八〇四）。
四，《何典》十回，乾嘉时人作。
五，《皆大欢喜》四卷，道光辛巳（一八二一）。
六，《文章游戏》四集各八卷，初集嘉庆癸亥（一八〇三），四集道光辛巳（一八二一）出版。这里边以《文章游戏》为最有势力，流通最广，可是成绩似乎也最差，这四集刊行的年月前后垂二十年，我想或者就可以代表谐文兴衰的时代吧。《岂有此理》与《更岂有此理》二集，论内容要比《文章游戏》更佳，很有几篇饶有文学的风味。《皆大欢喜》卷二，《韵鹤轩杂著》下，有《跋岂有此理》云：
“《岂有此理》者吾友周君所著，书一出即脍炙人口，周君殁，其家恐以口过致冥责，遂毁其板，欲购而不可得矣。余于朱君案头见之，惜其庄不胜谐，雅不化俗，务快一时之耳目，而无以取信于异日，然如《谐富论》，《良心说》二作已为《常言道》一书所鼻祖，则知周君者固尚留余地，犹未穷形极相也。”又《跋梦生草堂纪略后》云：
“周子《梦生草堂纪略》述剑南褚钟平弱冠读《西厢记》感双文之事，思而梦，梦而病，病而垂死。……”卷四，《韵鹤轩笔谈》下，《觞佐》中有云：
“周竹君著《人龟辨》一首，以龟为神灵之物，若寡廉鲜耻之辈，不宜冒此美名，遂以乌龟为污闺之讹，究是臆说。”又云：
“《常言道》中以吴中俚语作对，如大妈霍落落，阿姨李菹菹，固属自然，余因仿作数联，以资一笑。”查《岂有此理》卷二有《人龟辨》，卷三有《梦生草堂纪略》，可知此书作者为周竹君，虽此外无可查考，但此类书署名多极诙诡，今乃能知其姓名，亦已难得了。又据上文得略知《常言道》与《岂有此理》的关系，鼻祖云云虽或未必十分确实，却亦事出有因，《谐富》《良心》二文对于富翁极嬉笑怒骂之致，固与《常言道》之专讲小人国独家村柴主钱士命的故事同一用意，第三回描写钱士命的住宅有云：
“堂屋下一口天生井，朝外挂一顶狒轴，狒轴上面画的是一个狒狒，其形与猩猩相似，故名曰假猩猩。两边挂着一副对联，上联写着大姆哈落落，下联写着阿 俚沮沮。梁上悬着一个杜漆扁额，上书梦生草堂四字。”这里梦生草堂的意思虽然不是一样，却正用得相同，似非偶然。下文叙梦生草堂后的自室云：
“自室中也有小小的一个扁额，题我在这庐四字，两边也挂着一副对联，上联写着青石屎坑板，下联写着黑漆皮灯笼。”第十五回中则云后来对联换去，改为大话小结果，东事西出头二句，《觞佐》所记俚语对百六联，这两副却都写在里头，《更岂有此理》卷三有俗语对，共一百八十四联，这与做俗语诗的风气在当时大约都很盛，而且推广一步看去，谐文亦即是这种集俗语体的散文，《常言道》与《何典》则是小说罢了。这种文章的要素固然一半在于滑稽讽刺，一半却也重在天然凑泊，有行云流水之妙，——这一句滥调用在这里却很新很切贴，因为这就是我从前为《莫须有先生》作序时所说水与风的意思。《常言道》的西土痴人序有云：
“处世莫不随机应变，作事无非见景生情。”又云：
“别开生面，止将口头言随意攀谈，屏去陈言，只举眼前事出口乱道。言之无罪，不过巷议街谈，闻者足戒，无不家喻户晓。虽属不可为训，亦复聊以解嘲，所谓常言道俗情也云尔。”《何典》著者过路人自序云：
“无中生有，萃来海外奇谈，忙里偷闲，架就空中楼阁。全凭插科打诨，用不着子曰诗云，讵能嚼字咬文，又何须之乎者也。不过逢场作戏，随口喷蛆，何妨见景生情，凭空捣鬼。一路顺手牵羊，恰似拾蒲鞋配对，到处搜须捉虱，赛过挖迷露做饼。”这里意思说得很明白。《岂有此理》序后钤二印，一曰逢场作戏，一曰见景生情。《更岂有此理》序云：
“一时高兴，凑成枝枝节节之文，随意攀谈，做出荒荒唐唐之句。点缀连篇俗语，尽是脱空，推敲几首歪诗，有何来历。付滥调于盲词，自从盘古分天地，换汤头于小说，无非依样画壶卢。嚼字咬文，一相情愿，插科打诨，半句不通。无头无脑，是赶白雀之文章，说去说来，有倒黄霉之意思。纵奇谈于海外，乱坠天花，献丑态于场中，现成笑话。既相仍乎岂有此理之名，才宽责于更其不堪之处。亦曰逢场作戏，偶尔为之，若云出口伤人，冤哉枉也。”他们都喜欢说逢场作戏云云，可见这是那一派的一种标语，很可注意。普通像新旧官僚似的苟且敷衍，常称曰逢场作戏，盖谓有如戏子登台，做此官行此礼，在后台里还是个滥戏子也。这里却并不同，此乃是诚实的一种游戏态度，有如小孩的玩耍，忽然看见一个土堆，不免要爬了上去，有一根棒，忍不住要拿起来挥舞一回，这是他的快乐的游戏，也即是他诚实的工作，其聚精会神处迥出于职业的劳作之上，更何况职业的敷衍乎。这才是逢场作戏，也可以说就是见景生情，文学上的游戏亦是如此。《常言道》第七回的回目云：
化僧饱暖思行浴，卬诡饥寒起道心。
我们看了觉得忍俊不禁，想见作者落魄道人忽然记起这两句成语，正如小孩见了土堆，爬山的心按捺不住了，便这么的来他一下子，“世之人见了以予言为是，无非点头一笑，以予言为非，亦不过摇头一笑，”也就都不管了。这样写法不能有什么好结构，在这一点真是还比不过同路的《何典》，但是那见景生情的意思我们也可以了解，用成语喜双关并不是写文章必然的义法，但偶见亦复可喜，如沙士比亚与兰姆何尝被人嫌憎，不过非其人尤其是非其时的效颦乃是切忌耳。吴中俗语实在太多太好了，难怪他们爱惜想要利用，虽然我读了有些也不懂，要等有研究的笃学的注释。《何典》作者为上海张南庄，《常言道》序作于虎阜，《岂有此理》作者周竹君是吴人，《皆大欢喜》序亦称是苏人所作，《文章游戏》的编者则仁和缪莲仙也，我们想起明末清初的冯梦龙金圣叹李笠翁诸人，觉得这一路真可以有苏杭文学之称，而前后又稍不同，仿佛是日本德川时代小说之京阪与江户两期。因此我又深感到中国这类文学的特色，其漂亮与危险，奉告非苏杭人，学也弗会，苏杭人现在学会了也没意思，所以都无是处。至于看看原本无妨，万一看了也会出毛病，那么看官本身应负其责，究竟看书的都已经不是摇篮里的小宝宝了，咀嚼尝味之力当自有之，若患不消化症便不能再多怪他人也。
廿五年七月十六日，于北平。
沈赤然《寒夜丛谈》卷三有一则云：
“文士著述之余，或陶情笔墨，记所见闻及时事之可悲可喜可惊可怪者，未为不可。自蒲松龄著《聊斋志异》，多借题骂世，于是汩泥扬波之徒踵相接矣。近年《谐铎》一书，已如国狗之瘈，无不噬也，甚至又有《岂有此理》及《更岂有此理》等书名，谰秽亵，悖理丧心，非惟为枣梨之灾，实世道人心之毒药也。而逐臭诸君子方且家有一编，津津焉以资为谈柄，又何异承人下窍而叹其有如兰之臭耶。”沈梅村著作所见有《五砚斋文》及《寄傲轩读书随笔》三集，其人亦颇有见识者，此乃未免鄙陋，似并未见《岂有此理》等书，只因其题名诙诡，遂尔深恶痛绝，其实二书品位还当在《谐铎》之上，且其性质亦并不相同也。沈君承下窍云云，却颇有《谐铎》之流风，为不佞所不喜，惜乎作者不能自知耳。廿五年九月八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