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超伯《麓澞荟录》卷四，有遗令一则云：
“六朝人最重遗令。《南史》王秀之传，遗令，朱服不得入棺，祭则酒脯而已。世人以仆妾直灵助哭，当由丧主不纯，至欲以多声相乱，魂如有灵，吾当笑之。
张融传，遗令曰，三千买棺，无制新衾，左手执《孝经》《老子》，右手执小品《法华经》。吾生平之风调，何至使妇人行哭失声。
顾宪之传，遗令曰，朔望祥忌，可权安小床，暂施几席，惟下素馔，勿用牲牢。孔子云，虽蔬食菜羹瓜祭，必斋如者，本贵诚敬，岂求备物哉。
孙谦传，年九十二，临终遗令曰，棺足周身，圹足容棺，旐书爵里，无曰不然，旒表命数，差可停息，直就轜床，装之以，以常所用者为魂车，他无所用。
沈麟士传，遗令云，含珠以米，单衣幅巾，既殡不复立灵座，四节及祥权铺席于地，以设玄酒之奠。人家相承漆棺，今不复尔，亦不须旐。成服后即葬，作冢令小，后祔更作小冢于滨，合葬非古也。不须轜车灵舫魌头也，不得朝夕下食。
《北史》韦敻传，以年老预戒其子等曰，吾死之日可敛旧衣，莫更新造，使棺足周尸，牛车载柩，坟高四尺，圹深一丈，其余烦杂悉无用也。朝晡奠食，于事弥烦，吾不能顿绝尔辈之情，可朔望一奠而已，仍荐蔬素，勿设牲牢。亲友欲以物吊祭者，并不得为受。
以上各说未尝非达观，乃陶贞白遗令，明器有车马道人道士，并在门中，道人左，道士右，百日内夜常燃灯，旦常香火。烦杂殊甚，非高遁之风矣。”案陶隐居虽以神虎门挂冠得名，其人实道士耳，所著书唯关于《本草》之别录差有意义，若《真诰》则是鬼画符，非迷则妄矣。大抵关于此事唯信神灭者始能彻底安于虚无，次则学佛老者亦庶几以淡泊为旨，若方士既求长生，其看不透正是难怪。六朝末的颜之推著《家训》，有《终制》一篇，文情均胜，可为学佛者之一例，其中云：
“一日放臂，沐浴而已，不劳复魄，殓以常衣。先夫人弃背之时，属世荒馑，家涂空迫，兄弟幼弱，棺器率薄，藏内无砖。吾当松棺二寸，衣帽以外一不得自随，床上唯施七星板，至于蜡弩牙玉豚锡人之属，并须停省，粮罂明器，故不得营，碑志旒旐，弥在言外。载以鳖甲车，衬土而下，平地无坟，若惧拜扫不知兆域，当筑一堵低墙于左右前后，随为私记耳。灵筵勿设枕几，朔望祥禫，唯下白粥清水干枣，不得有酒肉饼果之祭，亲友来餟酹者，一皆拒之。汝等若违吾心，有加先妣，则陷父不孝，在汝安乎。其内典功德，随力所至，勿刳竭生资，使冻馁也。四时祭祀，周孔所教，欲人勿死其亲，不忘孝道也，求诸内典则无益焉，杀生为之，翻增罪累，若报罔极之德，霜露之悲，有时斋供，及七月半盂兰盆，望于汝也。”同是学佛人而意见稍有不同者，则有李卓吾，但他已是明季的人，前后相去已有千年了。据李氏《续焚书》载其遗言，系七十六岁时在通州所书。文云：
“春来多病，急欲辞世，幸于此辞。落在好朋友之手，此最难事，此予最幸事，尔等不可不知重也。倘一旦死，急择城外高阜，向南开作一坑，长一丈，阔五尺，深至六尺即止。既如是深，如是阔，如是长矣，然后就中复掘二尺五寸深土，长不过六尺有半，阔不过二尺五寸，以安予魄。既掘深了二尺五寸，则用芦席五张，填平其下而安我其上，此岂有一毫不清净者哉。我心安焉，即为乐土，勿太俗气，摇动人言，急于好看，以伤我之本心也。虽马诚老能为厚终之具，然终不如安予心之为愈矣。此是予第一要紧言语。我气已散，即当穿此安魄之坑。未入坑时，且阁我魄于板上，用予在身衣服即止，不可换新衣等，使我体魄不安，但面上加一掩面，头照旧安枕，而加一白布中单，总盖上下，用裹脚布廿字交缠其上，以得力四人平平扶出。待五更初开门时，寂寂抬出，到于圹所，即可装置芦席之上，而板复抬回以还主人矣。既安了体魄，上加二三十根椽子，横阁其上，阁了仍用芦席五张铺于椽子之上，即起放下原土，筑实使平，更加浮土，使可望而知其为卓吾子之魄也。周围栽以树木，墓前立一石碑，题曰李卓吾先生之墓，字四尺大，可托焦漪园书之，想彼亦必无吝。尔等欲守者，须是实心要守。果是实心要守，马爷决有以处尔等，不必尔等惊疑。若实与予不相干，可听其自去。我生时不着亲人相随，殁后亦不待亲人看守，此理易明，幸勿移易我一字一句。二月初五日卓吾遗言，幸听之，幸听之。”这遗言的对象大概是几个从人，故其言直捷了当，只指示埋葬事宜，不说及祭祀，由此亦可知卓吾之去儒入释，目的与削发住寺相同，其归心之程度与颜君殆有异也。葬法极佳，唯墓碑似太大，在万历时价当甚廉，故亦未可算费耳，至云板复抬回以还主人，颇有幽默之味，想见卓老此时情意透彻，已是炉火纯青之候，故涉笔成趣，为各家遗令所未曾有。卓吾写遗言之翌月，闰二月廿二日乃为张问达所劾，以惑世诬民被拿，三月十六日卒于狱。遗言后汪本钶附记云：“闻之陶子曰，卓老三月遇难，竟殁于镇抚司。疏上，旨未下，当事者掘坑藏之，深长阔狭及芦席缠盖，讵意竟如其言。此则预为之计矣，谁谓卓老非先见耶。”李卓吾太重情理，一肚皮不合礼教的，随时发泄，终于为守正统之士大夫所害死，此是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的一大事，为后人所不能忘记，但在李君则可谓如愿以偿，殆未必有甚么怨怼耳。
比李卓吾更彻底的要算是杨王孙的裸葬。《前汉书》杨王孙传云：
“杨王孙者，孝武时人也，学黄老之术，家业千金，厚自奉养，生无所不致，及病且终，先令其子曰，吾欲裸葬以反吾真，必毋易吾意，死则为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从足引脱其囊，以身亲土。”传中又载王孙友人祁侯遗书劝止，王孙覆书，皆极佳妙，覆书中有云：
“裹以币帛，隔以棺椁，支体络束，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郁为枯腊。千载之后，棺椁朽腐，乃得归土，就其真宅。由是言之，焉用久客。”祁侯称善，遂从命裸葬云。《西京杂记》丙卷记其事云：
“杨贵字王孙，京兆人也，生时厚自奉养，死卒裸葬于终南山。其子孙掘土凿石，深七尺而下尸，上复盖之以石，欲俭而反奢也。”案《杂记》署刘歆撰，歆本系人，即使著作非伪，亦只代表士大夫的正统意见，对于非常的行事表示其不满而已，其实裸葬矫俗，本意不在省费，且掘土凿石所费之钱亦未必多也。陶渊明《自祭文》末，亦徇俗说云，俭笑王孙，而《饮酒》之十一云，客养千金躯，临化消其宝，裸葬何必恶，人当解意表。则陶公毕竟是解人也。
以布囊盛尸入坑的办法殊妙，及后再从足引脱其囊，风趣有似卓老，此殆是学黄老者之妙味，余人未能及也。闻宋时有吃菜事魔之教，其祖师是张角，与天师道似又不同，教徒死时盛衣冠，有长老二人坐头足边，问生时有衣服冠履否，答曰无，则一一去之，末问生时带来何物，曰有胞衣，乃以白布袋盛尸，埋诸土中云。其方法与王孙相似，且无去袋之烦，惜出于土俗密教，又有秘仪礼式，不为大雅所取耳。毕竟葬者藏，因此空不如水，水不如土，已有定论，但土又不如火，则西天荼毗法实为第一，而先哲少言及之者，固由教俗道殊，亦或似俭反奢，以视李卓吾遗言所云，事烦费重，当过数倍也。
乙酉年十一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