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到家的第三天的午后，太阳已经转到和地平线成九十度直角的时候，我和几个农夫坐在屋外的一株树下——这个邻居的伯伯也在内。东风是飘荡地吹来，树叶是簌簌地作响，蜜蜂有时停到人们底鼻上来，蜻蜓也在空中盘桓着。这时各人虽然在生计的艰难中，尝着吃不饱的苦痛，可是各人也都微微的有些醉意，似乎家庭的事情忘却了一半似的，于是都谈起天空来。以后他们问我外边的情形怎么样，我向他们简单地说道：
“外边么？军阀是拼命地打仗，钱每天花了几十万。打死的人是山一般地堆积起来。打伤的人运到了后方，因为天气热，伤兵太多，所以在病院里，身体都腐烂起来，做着活死人。”接着，我又叙述了因为打仗的关系而受到的其余的影响。他们个个发呆了。这位邻舍的伯伯就说：
“这都是‘革命’的缘故，‘革命’这东西真不好。为什么要打仗？都说是要革命。所以弄得人死财尽。我想，首先要除掉‘革命’，再举出‘真主’来，天下才会太平。”
于是我问他：要除掉革命用什么方法呢？你能空口喊的他们不打仗么？
他慢慢地说，似乎并不懂得我底意思：
“打仗打仗，我们穷人是愈掉在烂泥中了！前前年好收获，还不是因为打了一次仗，稻穗都弄得抽芽了。那一次，也说是革命呢！现在，我们有什么好处。”
他是指北伐的一回说的。这时另有一个农夫慢慢地，敦厚的说：
“是呀，革命革命，还不是革了有二十年了么？我十八岁的那年，父亲就对我说：‘革命来了，天下会太平了。柴也会贱了，米也会贱了。’可是到现在，我今年有三十七岁，只见柴是一年比一年贵，米是一年比一年买不起，命还是年年革，这样，再过二十年，我们底命也要革掉了，还能够活么？”
我对他底话只取了默然的态度。要讲理论呢，却也无从讲起。大家静寂了一息，只听蝉底宏大响亮的鸣声。以后，我简单的这样问：
“那末你们究竟怎样办呢？你们真的一点法子也没有么？”
第三个农夫答，他同时吸着烟：
“我们是农民，有什么法子呢！我们只希望老天爷风调雨顺，到秋来收获好些，于是米价可以便宜，那就好了。”
我却微笑地又说：
“单是希望秋收好是不够的。前前年的年成是好了，你们自己说，打了一次仗，稻穗就抽起芽来了。这有什么用呢？”
邻舍的伯伯就高声接着说，胜利似的：
“是呀！所以先要除掉革命才好！”
我却忍止不住地这样说道：
“伯伯，用什么方法来除掉革命呢？还不是用革命的方法来除掉革命么？辣蓼是要辣蓼的虫来蛀，毒蛇是怕克蛇鸠的。你们当然看过戏，要别人底宝剑放下，你自己非拿出宝剑来不可。空口喊除掉革命，是不能成功的。”
我底话似乎有些激昂的，于是他们便更沉默了。我也不愿和他们老年人多说伤感的话，他们多半是相近四十与五十的人了。我就用了别的意思，将话扯到别的方向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