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里是一个小县城。住在这里的人们除了几个地主是吃肉的，其余的农民都是整月整年的吃咸菜。农民们的生活是又苦又单调，仿佛一匹牛似的老在田里出汗。
然而，现在的情景是大不相同了。从前很受苦的人们都变成很快乐很活泼的了。妇女们更快乐活泼得利害。她们从前都没有出息地关在贫苦的家庭里弄饭，洗衣，养小孩，喂猪，象犯人关在监狱里一样，看不见她们自己的光明，现在她们是好象在天上飞的鸟儿了。她们的生活自由了，没有压迫，没有负担。并且也不害怕丈夫了。她们可以随自己的意思和男子们结识。她们还可以自由地和一个“同志”跑到县苏维埃去签字，便合式地同居起来。她们生下来的儿女也有“公家”来保育，不要自己来担心。
这里面有一个女子是王大宝的老婆——现在应该说她独立的姓名了。她叫做吴大姐。她今年二十五岁。在她十四岁的时候就由她父母嫁给王大宝。她身体象男人一样的健壮，肩膀上可以挑一担水。脸儿是被阳光晒黑的，显得又能干又朴质。她的头发上常常插着一支篾簪子，簪头上穿着一朵红色的喇叭花。从前她亦是被家庭的铁链锁着的。现在她解放了，参加社会的工作了。她是耕具委员会的委员，同时她是列宁高等小学校的一个进步的学生——她能够看报，看布告，看文件和小册子，并且还能够用铅笔画一点红军打仗的漫画。
她的男人也和她一样的进步了。王大宝，他从前什么也不懂。他的知识只是什么时候下种和什么时候割稻。现在他能够解释“帝国主义”是什么，“反动统治”是什么，“革命”是什么。他现在在土地委员会里工作。他工作得非常好，并且在工作中把他自己变成很能干的。他是一个忠厚的人，象我们这里的多数的农民一样，不会弄什么心计。他对待他的老婆很不坏。他的老婆对待他也是很好的。可是他们两个总觉得有点什么弄不好。这个吴大姐常常觉得王大宝有许多地方不合她的意。譬如她喜欢养羊，王大宝偏不喜欢。王大宝喜欢的一群猪仔，可是她不想喂猪。他们常常为这样小事情吵嘴。
现在，虽然王大宝是一切都随她的意，不和她计较喂猪的事，但是他们仍然觉得他们两个的趣味终究是不调和的，并且了解到这并不是羊和猪的问题，而是性格的问题。
所以有一天，她从耕具委员会回来的时候，便向着王大宝说：
“我有几句话要告诉你。”
王大宝还以为是耕具委员会的事情，或者是红军打胜仗的消息，便快乐的回答她：
“请说呀。”
“我的话很简单，”她开始说，“十年来，你对待我没有什么坏。自然，你也知道，我对待你也不算错。你养活我，我也替你做了许多事情。第一，我替你管家；第二，我替你生了两个儿子。但是，现在，我要离开你了，我预备明天和陈明同志签字。”
王大宝发呆的听着，心里在打鼓。他的脸色很快的变红，变紧张了。困难的吐出局促的声音说：
“你不能这样！”
“为什么不能呢？你以为现在还是地主豪绅的时代么？你不要忘记现在是‘苏维埃’时代呢。你要好生说话。”
她的话不错，王大宝不能够反驳她。他迟疑了一会才想起：
“你为什么要和我分离呢？”
“没有什么多的理由。”她回答，变成红色的吴大姐了。“只是，我觉得我和陈明同居比和你好些。这是苏维埃许可的。你不要麻烦什么。如果你舍不得我呢，我们在工作上还可常常见面的。我们底王同志。”她快乐的走开了。
随后她忙着整拾她自己的东西。
王大宝发呆地坐在那里，感想着什么。常常，他把眼睛偷看她的背影，想着她就要离开他了，便觉得很难过。他觉得他自己立刻要变成单身汉了。并且，他想着讨一个老婆，要化许多钱，这在他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所以他长久落在这一个思想里：
“要变成一个光扁担了！”
这一夜他没有睡着，虽然那女人还睡在他身旁，并且常常向他说：
“睡吧，天一亮，就要起来工作的。”
他总是睡不着。
第二天，他做完了一部分工作后，便请了二点钟的假。他把这个问题带到人民委员会去。
戴着鸭舌帽的委员长，正坐在办公室里写着什么。
他亲热地走过去——
“郑同志！”他向委员长说，“我今天特意来请教你。”便伸出手去。
委员长是个二十四五岁的青年。他从前是个武汉的一个染坊的学徒。在一九二五——二七的大革命里，他做纠察队，和反动军阀冲突过。后来，他在青年团里工作。这一次，他被大家选举做这一个苏维埃的人民委员会的委员长。
“欢迎！”他站起来了。“我们谈一谈，好极了。”一面说，一面和他握手，面上带点很有趣味的微笑，嘴角微微的动着，仿佛什么人吸着香烟样子。
“我有一点事。”王大宝接着说，“郑同志，你现在有空没有？你大约认识我吧。我是在土地委员会里工作的，我的名字是王大宝，我以前曾和你谈过二次。都是关于我的工作上的。”
委员长又重新用力的和他握一下手。亲热地向他微笑着，仿佛他们是亲兄弟似的。
“是的，王同志，我们是见过了。你现在有什么事？”
“有一点，只是我自己的事。不过是和人民委员会有关系的。我想是有关系的。就是简单一句话，我的老婆要离开我了。”
“啊！近来象这样的事情多极了。”委员长笑着说。“这是很好的现象。”
“不错，这现象是很好的，不过我很为难。……”
“为什么呢？”
“我和我的老婆，结婚十年了。生了两个儿子——大的八岁，小的四岁。我们俩都是很不错的。缺点是我有点小脾气。可不是我们这里的男人多半都有这个缺点？她大约就是这一点和我合不来，要和我分离了。”
委员长微笑地听着。
“当然，”王大宝继续着说，“在革命的立场上，我是赞成这样的。但是，在我自己的立场上，我不愿意。”
“应该为革命的立场才是。”委员长笑着说。
“这是不错的。不过我对你说，讨一个老婆是不容易的。当初，我讨这个老婆虽化去了一百多块钱，差不多把什么都弄光了。我们这（里）讨老婆，常常都是倾家荡产的。现在呢，我没有这么多的钱。并且光身汉子也是不好的。什么男子都是这样……”
“那么你的具体意见是怎样呢？”委员长笑着问。
“我提出二个条件，第一，最好她不要离开我，因为我对待她并不坏。第二，如果她一定要离开我，她就将赔偿我讨她时的费用。”
委员长笑了。站起来，用一只手放在他的肩上，亲切地说：
“王同志，我可以给你这样的答复，你说的两种办法，我们的苏维埃是没有这种条例的。”
王大宝想着。
“我们这里的妇女，是真正的解放了。”委员长接着说，“签字是她们的自由。她们更不负什么经济上的赔偿。我想你已经知道这些吧。这都是反动统治里面所没有的。——是好的。”
“我知道，”王大宝失望地说。“照你的说法，我就不必来请教你了。我要你给一个好的办法呀。”
委员长仍然很诚意，而且仍然微笑着，兄弟似的拍了一下他的肩膀！
“好的。”他说，“你不要着急。我现在给你一个办法吧。我用人民委员长的名义来担保，至多一个月，你一定会得到一个爱人的——”
说到“爱人”，两个人都笑了。
委员长又继续着：
“绝掉一个老婆，而得到一个爱人，象这样的事情，在我们苏维埃里已经是很多很多了。我可以在一星期内举出一百来件的例子。我想你一定也曾看见过。至少你是听见过的。我们这里，不是常有这样的事情吗？”
王大宝听着，点着头。
“好，关于你的，我想这样的解决；你的老婆要离开你，这是不成问题的，因为在革命的苏维埃，什么人不能去阻止她。不过我可以向你说，如果她不愿意回来，并且如果你在一个月内还得不到爱人，或者你还需要用钱去讨老婆的话，我就用人民委员长的名义来赔偿你从前的损失。王同志，你还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吗？”
“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王大宝心悦诚服的回答。“郑同志，你说的话都是很不错的。我们这里的婚姻制度是革命了，并且新的方法是非常之好。不过，我对你说，我的样子不大好看，我的脸上有几颗麻子，恐怕我是不容易使她们欢喜的。”
“这没有关系。”委员长很正确的回答他。“欢喜脸孔漂亮，这观念很旧了。苏维埃人民不应该有这种观念的。这观念是资产阶级豪绅地主的观念。苏维埃人民必须用革命的力量来消灭它。其实在我们这里，我相信这种观念已经打破了。现在的问题只在这里：王同志，你在土地委员会里的工作做得怎样。”
“是不是问我的工作做得好不好？”
“对了。这是很重要的。”
“郑同志，我不客气的说，革命要王大宝的命都可以的。我虽然没有什么学问，可是派给我的工作，我都做得很好的。我另外还学着打靶子，准备参加红军去进攻。”
委员长满意地微笑起来。他说：
“王同志，这样就够了。我敢担保不到一个月，一定有很好的女同志爱上你。”
王大宝忽然的微笑起来。
“还有什么意见吗？”委员长又拍着他肩膀说。
“没有，就这样吧。”
“好的，王同志，你等着，看看我到底要不要赔偿你。”
两个人就快乐的握着手。委员长把鸭舌帽脱下来，象兄弟似的给他一个革命的敬礼。王大宝便满意地从人民委员会里走了出来。他心里很快活的想着。
“婚姻制度是革命了。”
过了三星期，他就给那委员长寄去一封短信。
委员长郑同志：第一告诉你，你不用赔偿我了。第二告诉你，你说的话一句也不错。第三告诉你，我现在是刚刚和一个女同志去签字回来的。我觉得这个比那个好——当然，爱人比老婆。我们要重新的开始一个幸福的生活了。再说一句，感激你，并且你不用赔偿我了。此致
革命的敬礼！
王大宝，八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