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儒教徒把佛老并称曰二氏，排斥为异端，这是很可笑的。据我看来，道儒法三家原只是一气化三清，是一个人的可能的三样态度，略有消极积极之分，却不是绝对对立的门户，至少在中间的儒家对于左右两家总不能那么歧视。我们且不拉扯书本子上的证据，说什么孔子问礼于老聃，或是荀卿出于孔门等等，现在只用我们自己来做譬喻，就可以明白。假如我们不负治国的责任，对于国事也非全不关心，那么这时的态度容易是儒家的，发些合理的半高调，虽然大抵不违背物理人情，却是难以实行，至多也是律己有余而治人不足，我看一部《论语》便是如此，他是哲人的语录，可以做我们个人持己待人的指针，但决不是什么政治哲学。略为消极一点，觉得国事无可为，人生多忧患，便退一步愿以不才得终天年，入于道家，如《论语》所记的隐逸是也。又或积极起来，挺身出来办事，那么那一套书房里的高尚的中庸理论也须得放下，要求有实效一定非严格的法治不可，那就入于法家了。《论语o为政第二》云：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后者是儒家的理想，前者是法家的办法，孔子说得显有高下，但是到得实行起来还只有前面这一个法子，如历史上所见，就只差没有法家的那么真正严格的精神，所以成绩也就很差了。据《史记》四十九《孔子世家》云：
“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摄相事。于是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那么他老人家自己也要行使法家手段了，本来管理行政司法与教书时候不相同，手段自然亦不能相同也。还有好玩的是他别一方面与那些隐逸们的关系。我曾说过，中国的隐逸大都是政治的，与外国的是宗教的迥异。他们有一肚子理想，但看得社会浑浊无可施为，便只安分去做个农工，不再来多管，见了那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人，却是所谓惺惺惜惺惺，好汉惜好汉，想了方法要留住他，看晨门接舆等六人的言动虽然冷热不同，全都是好意，毫没有歧视的意味，孔子的应付也是如此，都是颇有意思的事。如接舆歌云，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正是朋友极有情意的劝告之词，孔子下，欲与之言，与对于桓魋的蔑视，对于阳货的敷衍，态度全不相同，正是好例。因此我想儒法道三家本是一起的，那么妄分门户实在是不必要，从前儒教徒那样的说无非想要统制思想，定于一尊，到了现在我想大家应该都不再相信了罢。至于佛教那是宗教，与上述中国思想稍有距离，若论方向则其积极实尚在法家之上，盖宗教与社会主义同样的对于生活有一绝大的要求，不过理想的乐国一个是在天上，一个即在地上，略为不同而已。宗教与主义的信徒的勇猛精进是大可佩服的事，岂普通儒教徒所能及其万一，儒本非宗教，其此思想者正当应称儒家，今呼为儒教徒者，乃谓未必有儒家思想而挂此招牌之吃教者流也。
借阅《赌棋山庄笔记》，第二种为《藤阴客赘》，有一节云：
“洪容斋曰，韩文公《送孟东野序》曰，物不得其平则鸣。然其文云，在唐虞时咎陶禹其善鸣者也，而假之以鸣，夔假于韶以鸣，伊尹鸣殷，周公鸣周。又云，天将和其声而鸣国家之盛。然则非所谓不得其平也。（《容斋随笔》四）余谓不止此也。篇中又云，以鸟鸣春，以虫鸣秋。夫虫鸟应时发声，未必中有不平，诚如所言，则彼反舌无声，飞蝴不语，可谓得其平耶。究之此文微涉纤巧附会，本非上乘文字，世因出韩公不敢议耳。”
世间称韩退之文起八代之衰，人云亦云的不知说了多少年，很少有人怀疑，这是绝可怪的事。谢枚如是林琴南之师，却能跳出八家的圈子，这里批评韩文的纰谬尤有识力，殊不易得。八代之衰的问题我也不大清楚，但只觉得韩退之留赠后人有两种恶影响，流泽孔长，至今未艾。简单的说，可以云一是道，一是文。本来道即是一条路，如殊途而同归，不妨各道其道，则道之为物原无什么不好。韩退之的道乃是有统的，他自己辟佛却中了衣钵的迷，以为吾家周公三吐哺的那只铁碗在周朝转了两个手之后一下子就掉落在他手里，他就成了正宗的教长，努力于统制思想，其为后世在朝以及在野的法西斯派所喜欢者正以此故，我们翻过来看就可以知道这是如何有害于思想的自由发展的了。但是现在我们所要谈的还是在文这一方面。韩退之的文算是八家中的顶呱呱叫的，但是他到底如何好法呢？文中的思想属于道这问题里，今且不管，只谈他的文章，即以上述《送孟东野序》为例。这并不是一篇没有名的古文，大约《古文观止》等书里一定是有的，只可惜我这里一时无可查考。可是，如洪谢二君所说，头一句脍炙人口的“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与下文对照便说不通，前后意思都相冲突，殊欠妥贴。金圣叹批《才子必读书》在卷十一也收此文，批曰，只用一鸣字，跳跃到底，如龙之变化，屈伸于天。圣叹的批是好意，我却在同一地方看出其极不行处，盖即此是文字的游戏，如说急口令似的，如唱戏似的，只图声调好听，全不管意思说的如何，古文与八股这里正相通，因此为世人所喜爱，亦即其最不堪的地方也。《赌棋山庄笔记》之三《稗贩杂录》卷一有云：
“作文喜学通套言语。相传有塾师某教其徒作试帖，以剃头为题，自拟数联，有剃则由他剃，头还是我头，有头皆可剃，无剃不成头等句，且谓此是通套妙调，虽八股亦不过此法，所以油腔滑笔相习成风，彼此摹仿，十有五六，可慨也。”以愚观之，剃头诗与《送孟东野序》实亦五十步与百步之比，其为通套妙调则一也。如有人愿学滥调古文，韩文自是上选，《东莱博议》更可普及，剃头诗亦不失为可读之课外读物。但是我们假如不赞成统制思想，不赞成青年写新八股，则韩退之暂时不能不挨骂，盖窃以为韩公实系该项运动的祖师，其势力至今尚弥漫于全国上下也。
谢枚如笔记《稗贩杂录》卷一有望溪遗诗一条，略云：
“望溪曾以诗质渔洋，为其所讥诮，终身以为恨，此诗则在集外，未刻本也。所作似有一二可取，而咏古之篇则去风雅远矣。其咏明妃云：茑萝随蔓引，性本异贞松。若使太孙见，安知非女戎。夫明妃为汉和亲，当时边臣重臣皆当为之减色，今乃贬其非贞松，又料其为祸水，深文锻炼，不亦厚诬古人乎。经生学人之诗，不足于采藻，而析理每得其精，兹何其持论之偏欤。侧闻先生性卞急，好责人，宜其与温柔敦厚不近，幸而不言诗，否则谿刻之说此唱彼和，又添一魔障矣。享高名者其慎之哉。”今查《望溪集外文》卷九有诗十五首，咏明妃即在其内，盖其徒以为有合于载道之义，故存之欤。谿刻之说原是道学家本色，骂王昭君的话也即是若辈传统的女人观，不足深怪。唯孔子说女子与小人难养，因为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具体的只说不好对付罢了，后来道学家更激烈却认定女人是浪而坏的东西，方云非贞松，是祸水，是也。这是一种变质者的心理，郭鼎堂写孟子舆的故事，曾经这样的加以调笑，我觉得孟君当不至于此，古人的精神应该还健全些，若方望溪之为此种人物则可无疑，有诗为证也。中国人士什九多妻，据德国学者记录云占男子全数的六十余，（我们要知道这全数里包含老头子与小孩在内，）可谓盛矣，而其思想大都不能出方君的窠臼，此不单是一矛盾，亦实中国民族之危机也。
道学家对人谿刻，却也并不限于女子。查《望溪文集》卷六有《与李刚主书》，系唁其母丧者，中间说及刚主子长人之夭，有云：
“窃疑吾兄承习斋颜氏之学，著书多訾謷朱子。记曰，人者天地之心。孔孟以后，心与天地相似而足称斯言者舍程朱而谁与，若毁其道，是谓戕天地之心，其为天所不祐决矣。故自阳明以来，凡极诋朱氏者多绝世不祀，仆所见闻具可指数，若习斋西河，又吾兄所目击也。”刚主系望溪的朋友，又是他儿子的老师，却对他说活该绝嗣。因为骂了朱晦庵，真可谓刻薄无人心，又以为天上听见人家骂程朱便要降灾处罚，识见何其鄙陋，品性又何其卑劣耶。不过我们切勿怪方君一个人，说这样话的名人也还有哩。查《惜抱轩文集》卷六《再复简斋书》有云：
“且其人生平不能为程朱之行，乃欲与程朱争名，安得不为天之所恶，故毛大可李刚主程绵庄戴东原率皆身灭嗣绝，殆未可以为偶然也。”夫姚惜抱何人也，即与方望溪并称方姚为桐城派之始祖者也，其一鼻孔出气本不足异，唯以一代文宗而思想乃与《玉历钞传》相同，殊非可以乐观的事。方姚之文继韩愈而起，风靡海内，直至今日，此种刻薄鄙陋的思想难免随之广播，深入人心，贻害匪浅，不佞乃教员而非文士，文章艺术之事不敢妄谈，所关心者只是及于青年思想之坏影响耳。
谢枚如在《课余偶录》卷一云：
“永新贺子翼贻孙先生著述颇富，予客江右，尝借读其全书，抄存其《激书》十数篇，收之箧衍。”谢君又摘录《水田居文集》中佳语，我读了颇喜欢，也想一读，却急切不可得，只找到一部《水田居激书》，咸丰三年孙氏重刊，凡二卷四十一篇，题青原释弘智药地大师鉴定，并有序，即方密之也。老实说，这类子书式的文章我读了也说不出什么来，虽然好些地方有“吴越间遗老尤放恣”的痕迹，觉得可喜，如多用譬喻或引故事，此在古代系常有而为后代做古文的人所不喜者也。卷二《求己》中有一节云：
“吾友龙仲房闻雪湖有《梅谱》，游湖涉越而求之，至则雪湖死久矣。询于吴人曰，雪湖画梅有谱乎？吴人误听以为画眉也，对曰，然，有之，西湖李四娘画眉标新出异，为谱十种，三吴所共赏也。仲房大喜，即往西湖寻访李四娘，沿门遍叩，三日不见。忽见湖上竹门自启，有妪出迎曰，妾在是矣。及入问之，笑曰，妾乃官媒李四娘，有求媒者即与话媒，不知梅也。仲房丧志归家，岁云暮矣，闷坐中庭，值庭梅初放，雪月交映，梅影在地，幽特拗崛，清白简傲，横斜倒侧之态，宛然如画，坐卧其下，忽跃起大呼，伸纸振笔，一挥数幅，曰，得之矣。于是仲房之梅遂冠江右。”雪湖吾乡人，《梅谱》寒斋亦有之，却未见其妙处，题诗文盈二卷，但可以考姓名耳。我在这里觉得有兴趣的乃是仲房的话。《激书》中叙其言曰：
“吾学画梅二十年矣，向者贸贸焉远而求之雪湖，因梅而失之眉，因眉而失之媒，愈远愈失，不知雪湖之《梅谱》近在庭树间也。”相似的话此外也有人说过。如金冬心《画竹题记》自序云：
“冬心先生年逾六十，始学画竹，前贤竹派不知有人，宅东西种植修篁，约千万计，先生即以为师。”又郑板桥《题画》竹类第一则云：
“余家有茅屋二间，南面种竹。夏日新篁初放，绿阴照人，置一小榻其中，甚凉适也。秋冬之际，取围屏骨子断去两头，横安以为窗棂，用匀薄洁白之纸糊之，风和日暖，冻蝇触窗纸上冬冬作小鼓声，于是一片竹影零乱，岂非天然图画乎，凡吾画竹，无所师承，多得于纸窗粉涂，日光月影中耳。”这所说都只是老生常谈，读了并不见得怎样新鲜，却是很好的学画法。不但梅竹，还可以去画一切，不但绘画，还可以用了去写文章。现在姑且到了文章打住，再说下去便要近于《郭橐驼传》之流，反为龙仲房所笑了。雪湖之《梅谱》近在庭树间，这的确是一句妙语，正如禅和子所说眼睛依旧眉毛下，太阳之下本无新事，却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不独不费工夫，且一生吃着不尽也。抑语又有之，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天下之在梅树下跑进跑出遍找梅花而不得者何限，旁人亦爱莫能助。吾见祝由科须先卜病可治（论法术病无不可治，卜者问该不该愈耳，即有缘否也）而后施术，此意甚妙，虽然法术我不相信，只觉得其颇好玩而已。
偶然借到宋倪正父的《经鉏堂杂志》四册，万历庚子年刻，有季振宜印，卷面又有人题字一行云：昌乐阎恭定公家旧书，道光丁未夏借读。可知这书是有来历的了。倪君的议论也有可取处，字体又刻得很精致，原来也是一部好书，可是被妄人涂抹坏了，简直不能再看。先有人拿朱笔写了好些批语，后来又有人拿墨笔细心的把它一一勾掉或直掉，这倒还在其次，最要不得的是又有一个人（或者即是勾批语的也未可知）将书中每个帖体简笔字都照了《字学举隅》改正笔墨，如能所此于等字，无不以昏墨败笔加以涂改，只余第八卷末十五叶不曾点污，岂读至此处而忽溘然耶。展卷一望，满眼荆棘，书中虽有好议论，也如西子蒙不洁，不欲观也已。我们看了其墨之昏笔之败，便如见其头脑之昏败，再看其涂抹得一塌胡涂，也如见其心地之胡涂，举笔一挥，如悟能之忽现猪相，真可异也。书虽可读，因面目可憎，心生厌恶，即还原处，竟不及读毕一卷，此种经验在我也还是初次，所以不免少见多怪的要说这一大番话，假如将来见识得多，那么自然看惯了也就不多说了吧。
《字学举隅》这把戏我是搅过的，并不觉得怎么的了不得。我在小时候预备举业，每日写一张大字之外还抄《字学举隅》与《诗韵》，这个苦功用得不冤枉，在四十岁以前上下平三十韵里的某字在某韵我大抵都记得清楚，仄声难免有点麻胡，直到现在才算把它忘记完了，《字学举隅》的标准写法至今还记得不少，——但是这有什么用呢？大家都知道，《字学举隅》是写馆阁体字的教科书，本是曹文正公曹振镛的主意，而这曹文正公也即是传授做官六字秘诀的祖师，秘诀维何，曰多磕头少说话，是也，所谓字学，实亦只是写馆阁体字（象征磕头的那一种字体）的方面而已，与文字之学乃是风马牛十万八千里也。不佞少时失学，至廿五岁时始得见《说文解字》，略识文字，每写今隶辄恨其多谬误，如必丸等字简直苦于无从下笔，如鱼鸟等字亦均不合，盖鸟无四足，鱼尾亦非四歧也。及后又少识金文甲骨文，更知小篆亦多转变致讹，如凡从止的字都该画一足形，无论什么简单均可，总不能如小篆那样，若欲求正确则须仔细描出脚八桠子才行。不佞有志于正字，最初以为应复小篆，后更进而主张甲骨文，庶几不失造字本意。其意美则美矣，奈难以实行何？假如用我最正确的主张，则我便非先去学画不可，不然就无从写一止字也。小篆还可以知道一点，惜仍不正确，若今隶更非矣，而《字学举隅》又是今隶中之裹小脚者耳，奚足道哉。不佞不能写象形文字，正字之大业只好废然而止，还来用普通通行的字聊以应用，只求便利，帖体简笔固可采取，即民间俗字亦无妨利用，只不要不通就好了。不能飞入天空中去便不如索性老实站在地上，若着了红绣鞋立在秋千上离地才一尺，摇摇摆摆的夸示于人，那就大可不必，《字学举隅》的字体即此类是也。不知何等样人乃据此以涂改古人的书，那得不令人恶心杀。
来集之著《倘湖樵书》卷十一有《妇人之笑》一篇云：
“唐人诗云，西施醉舞娇无力，笑倚东风白玉床，言夷光好笑而麋鹿走于姑苏也。又云，回头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言杨妃好笑而鼙鼓动于渔阳也。乃妲己不好笑，必见炮烙之刑而后笑，褒姒不好笑，必见烽火之戏而后笑，吾又安知不好笑之为是，而好笑之为非。如息妫入楚不言，何况于笑，而唐人诗曰，细腰宫里露桃新，默默无言几度春，毕竟息亡缘底事，可怜金谷坠楼人，盖责备贤者之意也。予谓《诗》云，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是妇人之美多在于笑也。《史记》，箕子过殷墟，欲哭则不敢，欲泣为近于妇人，是妇人之性多善于泣也。诸美人以一笑而倾人城，杞梁妻又以一哭而崩杞之城，是妇人者笑又不得，哭又不得，笑既不得，而不笑又不得。诸妇人以长舌而丧人之国，而息妫又以不言而丧两国，是妇人者言又不得，不言又不得。左氏云，尤物移人。又曰，深山大泽，实生龙蛇，彼美予惧其生龙蛇以祸汝。则但问其尤物何如耳，不必问其笑不笑言不言也。”《樵书》本来是一种类书，与《玉芝堂谈荟》相似，类聚事物，不大有什么议论，这条却是一篇好文章，又有好意思，是很难得的事。向来文人说女人薄命的也都有，但总不过说彩云易散，古今同悲这些话头而已，来君所说则更进一步，标出女人哭笑都不得，肯替她们稍鸣不平。《癸巳类稿》卷十三《节妇说》中云：
“男子理义无涯涘，而深文以罔妇人，是无耻之论也。”又《书旧唐书舆服志后》中云：
“古有丁男丁女，裹足则失丁女，阴弱则两仪不完。又出古舞屣贱服，女贱则男贱。”《越缦堂日记补》辛集上读《癸巳类稿》所记有云：
“俞君颇好为妇人出脱。……语皆偏谲，以谢夫人所谓出于周姥者，一笑。”李君自然是恪守周公之礼者，觉得士大夫没有侍妾便失了体统，其不能了解俞理初的话也是当然，但俞君的价值固自存在，在近代中国思想中盖莫能与之比肩也。皇帝多嫔妃，公主也就要面首，这可以说有点偏谲，若是体察别人的意思，平等来看待，那正是不偏，孔子说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又岂不是恕乎。俞君颇好为妇人出脱，此即是他的不可及处，试问近一二百年中还有谁能如此说，以我孤陋寡闻殊不能举出姓名来，来元成的这一篇小文颇有此意，但其时在清初，去今已有二百五十年以上了。再找上去还可以找到一个人，即是鼎鼎大名的李卓吾。友人容元胎近著《李卓吾评传》，第二章李贽的思想中有云：
“他的平等的见解应用在男女问题上，他以为男女的见识是平等的。他说：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可乎？谓见有短长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人之见尽短，又岂可乎？（《答以女人学道为见短书》，《焚书》卷二。）这是平等见解最好的表见。在中国十六世纪的后半纪，这种见解的确是了不得的。”李卓吾之学出于王阳明，却更为解放自由。在《道古录》卷上讲格物的地方有云：
“圣人知天下之人之身即吾一人之身。我亦人也。是上自天子，下至庶人，通为一人矣。”这话说得很有意思，“我亦人也”与墨子的“己亦在人中”颇有点相像，在思想上自然是平等，在行为上也就是兼爱了。但是他在当时被判为惑世诬民，严拿治罪，行年八十死于狱中。这姑且算了吧，后人的批评怎么样呢？我们先问顾亭林看，他在《日知录》卷十八有李贽一条，抄录张问达劾疏及谕旨后发表意见云：
“愚案自古以来小人之无忌惮而敢于叛圣人者莫甚于李贽，然虽奉严旨而其书之行于人间自若也。”奇哉亭林先生乃赞成思想文字狱，以烧书为唯一的卫道手段乎，可惜还是在流行，此事盖至乾隆大禁毁明季之遗书而亭林之愿望始满足耳。此外王山史冯钝吟尤西堂等的意见都是一鼻孔出气，不必多举。不佞于顾君的学问岂敢菲薄，不过说他没有什么思想，而且那种正统派的态度是要不得的东西，只能为圣王效驱除之用而已。不佞非不喜《日知录》者，而读之每每作恶中辍，即因有此种恶浊空气混杂其中故也。
来君著作我只见到这部《樵书》。宋长白著《柳亭诗话》卷十五有姑恶一则云：
“姑恶鸟名也，相传上世有妇人见虐于其姑，结气而死，化为此鸟，诗人每谱入禽言。来元成有句云，不改其尊称曰姑，一字之贬名曰恶。来氏以《春秋》名家，书法之妙即于此见之。”此一联未必佳，恰是关于妇女生活的，抄录于此，亦可以与上文相发明耳。
附记
《明珠抄》十九首，本是念五年冬间为《世界日报》明珠栏所写，今因上海兵燹，原稿散失，重检得六篇收入，皆是年十二月中作也。
二十八年十二月十七日记于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