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二日《顺天时报》上有一篇短评，很有可以注意的地方，其文如下：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恩怨是另一问题。贪生怕死，蝼蚁尚然，善恶也是另一问题。根据以上两个原则，所以我对于这次党案的结果，不禁生出下列的感想来。
李大钊是一般人称之为‘学者’的，他的道德如何姑且不论，能被人称为‘学者’，那末他的文章他的思想当然与庸俗不同，如果肯自甘澹泊，不作非分之想，以此文章和思想来教导一般后进，至少可以终身得一部人的信仰和崇拜，如今却做了主义的牺牲，绝命于绞首台上，还担了许多的罪名，有何值得。
再说这一般党员，大半是智识中人，难道他们的智识连蝼蚁都不如么，难道真是视死如归的么？要是果真是不怕死的，何不磊落光明的干一下子，又何必在使馆界内秘密行动哩？即此可知他们也并非愿意舍生就死的，不过因为思想的冲动，以及名利的吸引，所以竟不顾利害，甘蹈危机，他们却万不料到秘密竟会泄漏，黑幕终被揭穿的。俗话说得好，聪明反被聪明误，正是这一般人的写照。唉，可怜可惜啊。
奉劝同胞，在此国家多事的时候，我们还是苟全性命的好，不要再轻举妄动吧！”
你看，这思想是何等荒谬，文章是何等不通。我们也知道，《顺天时报》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机关，外国人所写的中国文，实字虚字不中律令，原是可恕的，又古语说得好，“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意见不同也不足怪。现在日本人用了不通的文字，写出荒谬的思想，来教化我们，这虽是日本人的好意，我们却不能承受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宣传队以新闻或学校为工具，阳托圣道之名，阴行奴化之实，《顺天时报》历年所做的都是这个工作，这回的文章亦其一例。日本人劝我中国的“同胞”要“苟全性命”，趁早养成上等奴才，高级顺民，以供驱使，免得将来学那“不逞鲜人”的坏样，辜负帝国教养之恩。但是我要奉告日本人，不劳你们费心，敝国已有国立的圣教会了。据古圣人的遗训，有“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诸说，与尊见不很相同。还有一层，照我们的观察，日本民族是素来不大喜欢“苟全性命”的，即如近代的明治维新就是一个明证：要是果真日本的“智识中人”都同蝼蚁一样，个个觉得去为主义而牺牲“有何值得”，还不如在征夷大将军德川列帅治下过个狗苟蝇营的生活，恐怕日本此刻也同中国一样早已为西方帝国主义所宰割，那里还有力量来中国作文化侵略呢？日本之所以得有今日者，一半固然由于别的种种机缘，一半岂不是也由于那些维新志士，“不顾利害，甘蹈危机”，尊王倒幕，为幕府所骈诛而不悔，始得成功的么？日本人自己若不以维新志士为不如蝼蚁，便不应该这样来批评党案，无论尊王与共产怎样不同，但其以身殉其主义的精神总是同的，不能加以歧视。日本人自己轻视生死，而独来教诲中国人“苟全性命”，这不能不说是别有用意，显系一种奴化的宣传。我并不希望日本人来中国宣传轻重生死，更不赞成鼓吹苟全性命，总之这些他都不应该管：日本人不妨用他本国的文字去发表谬论或非谬论，但决用不着他们用了汉文写出来教训我们。
《顺天时报》上也登载过李大钊身后萧条等新闻，但那篇短评上又有“如肯自甘澹泊，不作非分之想”等语。我要请问日本人，你何以知道他是不肯自甘澹泊，是作非分之想？如自己的报上记载是事实，那么身后萧条是澹泊的证据，还是不甘澹泊的证据呢？日本的汉字新闻造谣鼓煽是其长技，但像这样明显的胡说霸道，可以说是少见的了。日本人对于中国幸灾乐祸，历年干涉内政，“挑剔风潮”，已经够了，现今还要进一步，替中国来维持礼教整顿风化，厉行文化侵略，这种阴险的手段实在还在英国之上。英国虽是帝国主义的魁首，却还没有来办“顺天时报”给我们看，只有日本肯这样屈尊赐教，这不能不说同文之赐了。“逢蒙学射于羿，尽羿之道，思天下唯羿为愈己，于是杀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呜呼，是亦汉文有罪焉欤！
（十六年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