辑录前人别号的书，宋有徐光溥的《自号录》一卷。清葛万里有《别号录》九卷，却未见到，史梦兰的《异号类编》里第十二十三两卷为自表类，可以算在里边。近人陈氏编有《室名索引》，已行于世，若袁君之《现代作家笔名录》，则又别开生面而很有意思者也。
关于别号的发达变迁，说起来也很好玩。《异号类编》上史一经序云：
“别号之兴大抵始于周秦之际。瑰奇之士不得志于时，放浪形骸，兀傲自喜，假言托喻，用晦其名。然而其人既有著述以自见，则闻于当时，传诸后世，其名虽晦，其号益彰，鬼谷鹖冠之流盖其著也。”明沈承有《即山集》，其《赠偶伯瑞序》有云：
“近古有别号者，不过畸人韵士，实实眼界前有此景，胸堂前有此癖，借湖山云树作美题目以拟话耳。即不然者，亦时人慕其风流，后人追其轶事，而村墟市巷，两两三三，信口指点，相传以为某子某翁某先生某居士，初非利齿儿可多啖得也。”
上文所引，前者可以说是宋以前的情形，后者是明以前的情形吧。明清以来则如即山所说，“末叶浮薄，始成滥觞，而吴侬好事，更饮狂药，”结果便是：
“每见岁时社腊，杯酒相喧，主宾杂坐，擎拳龋齿，曰桥曰楼，曰松曰竹，嘈嘈耳根，令人欲呕。”这里所说是市井小儿模拟风雅，而其实在动因还是在于一般俗文学之发达，自小说戏曲以至俗谣俳文莫不兴盛，作者各署别号，虽其时本为公开秘密，但人情难免拘于传统，唯正经文字始肯用真姓名耳。及今研究此类俗文学者对于别号的探讨还是一件难事，没有什么好的工具可以弄的清楚。到了近来情形又有改变，新闻杂志多了，作者也多起来，大抵都用别号，或者照新式即称为笔名。这个原因我从前在《谈虎集》里曾经分作三种：
其一最普通的是怕招怨。古人有言，怨毒之于人甚矣哉，现在更不劳重复申明。
其二是求变化。有些人担任一种定期刊的编辑，常要做许多文章，倘若永远署一个名字，未免要令读者觉得单调，所以多用几个别名把它变化一下。
其三是不求闻达。但是现在还得加上一条：
其四是化装。言论不大自由，有些人的名字用不出去，只好时常换，有如亡命客的化装逃难。也有所谓东瓜咬不着咬瓠子的，政治方面不敢说却来找文学方面的同行出气，这情形亦可怜悯，但其行径则有如暴客的化装吓人也。出版物愈多，这种笔名也就加多，而读者读得胡里胡涂，有时须去弄清楚了作者的本性，才能够了解他的意义。袁君编著笔名录，使读者可以参考，是极有用处的事，至于供编目者的利用，这在我不在图书馆办事过的人看来似乎到还在其次了。
中华民国二十四年三月十八日，记于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