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永春，在福建的山洞中蕴积着的热气火辣地、久久不散地在低空里浮荡着，使人们的灵魂胀大而沉重，仿佛在他们的身上遗留了无数的毒箭。山腰上的松树经不起太阳的烈焰的燃烧，慢慢地变成了焦黑，葫芦草的绿色也变成晕浊的了，洋柿子的红色泛着太阳的毒液。……太阳快下山了，桃溪的响声一阵阵地显得辽远而沙哑，溪水峻急地、激荡地冲击着溪岸，震撼着沿岸用木桩搭架起来的房子，房子用背脊向着溪流，往前倾斜，看来是一个尾随着一个背后，狼狈而恐慌，仿佛要逃开那乱暴地叫喊着的溪流的侵袭。——桃溪向着南面流去，在和永春城接触的时候突然把面积扩大起来，峻急、激荡的波澜慢慢地静止了，而响声则显得更加辽远下去……
陈金泉，四十九师二十五旅的兵士，一个学生出身的年轻、面孔漂亮、身体瘦长的福建人，偶然从他的同伴的群中分开出来，独自一个人在田径上走。他是刚从桃溪洗完澡回来的。他背着那将下坠的太阳，白色的内衣发出奇怪的令人目眩的闪光，整个的面孔呈示着黑色。——在昨天，他接到他的弟弟的来信，他的弟弟，那热情、敏感的可怜的孩子，为了不能在家庭忍受无希望的原始生活，像给打断了脚骨的狗似的发出可悲的叫鸣，他凄切地请求哥哥给予他帮助，只要得到哥哥的一次回信，在回信中对他说了一点安慰的言辞，他就突跳起来了，复了原，像吃了一帖最神验的药一样。
“……哥哥，”——他在信中这样写着，“你告诉我，你是穷困的，你没有巨大的能力可以在这局促、痛苦的环境中开辟一个世界。你是一个中国人，尤其是一个中国的青年，在这悲戚的日暮途穷的国境中你蒙受着全世界的人所不曾尝受的悲痛，但是对于我，你成为独一无二的维护我的天神。你安慰我，鼓励我，使我屡次从烈火一样的痛苦中逃出，在这一点上你有你的精神上的丰饶的宝库（那里面充满着勇敢和毅力），你表示了全世界最高的富有……”
陈金泉暗暗地一背诵着这些句子，就愕然地给惊住了。当年纪还未过二十，脚步还未踏进社会的门口以前，他也是靠着一两句格言，靠着修身课本里的几个故事，华盛顿，林肯，以及那火车上的卖报孩子爱迪生等等养大的，然而这些原始的营养品对于他已经成为无味的，正如为母亲的乳头所喂大的孩子一转眼就厌绝了母亲的乳头，而当他切求着乳液以外的更多的食品的时候，他立即遇到了严重的饥馑……现在，他眼看着他的弟弟正沿着自己的绝望的足迹走来，他不是真能安慰他，是有意的对他施行一种毫无实质的刺激和欺骗，而他（他的弟弟）果然一步步的接近着来了，就这样，他在引诱他的弟弟踏上他自己正陷身其中的陷阱。
为了要走近路，他穿过了一幅种满着番瓜的田圃，在那累累地结满着黄色番瓜的瓜棚下走，吹着口哨，一条白色的毛巾在手里一东一西的拂着，蚊蚋像雨点似的追击着他，纷纷地落在他的脸上，雷一样的叫鸣着。
忽然手里觉得一阵沉重，定脚一看，有一个又大又黄熟的番瓜落下来了，像一个婴孩似的躺在铺满着麦秆子的泥土上，那是给他的毛巾绊落下来的。
“你打算送给我么？好的，我一定把你带回去……我好久没有吃番瓜了！”他自言自语说。
这样他真的把这番瓜带回去，他不晓得这就是一种犯法的行为，但是他似乎隐然地意识着这是一个严重的事件的开端，在回来的路上，他本能地用那白色毛巾在番瓜上覆盖着。
他的朋友有胡麻子、番狗仔、赵继盛……黄伯祥也是其中的一个，而且是他所有的朋友中比较要好的一个。
这天晚上，他没有和朋友谈过什么话，在五里街见到黄伯祥的时候，他告诉黄伯祥关于一个“没落政派”如何依附于日本人的翼下，在福州预谋举事的新消息，这是一位旅居福州的友人在来信中提到的。有一个姓张的自称为“复活的孙逸仙”的家伙，勾结了许多武装的台湾人，教他们在福州捣鬼，捣鬼的目的在于提高这位“复活的孙逸仙”自己的政治地位。他的计划是这样：等到台湾人真的捣起鬼来的时候，他就对福州的当局献策说：
“交给我吧！把权力交给我吧！现在是我最有办法的时候了，我认得许许多多的台湾人，如今要镇压台湾人的捣鬼可不能不找到我……”
说着，陈金泉无精打采地笑了笑。
黄伯祥对他问：
“这位‘复活的孙逸仙’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物呢？”
“怎样的一个人物？”他非常匆忙地一面走一面说，“这么高，这么大，聪明，饱学，是美国哈佛大学的一个博士！”
这天晚上，谁也不知道他在厨房里做出了什么事情，——总之，为了烧番瓜的事，他和伙夫刘联芳吵了架。
“我一定告发你，不告发，我是一个狗生的。”刘联芳，那黑面孔，消瘦，中等身材的四川人激烈地这样赌咒，“你偷人家的番瓜，做贼，扰乱治安！……我敢保证，福建人，姓陈的家伙，他有这样的劣迹决不止一次；你看他多么狡猾！多么不要面子！当心些吧！可不要动我一动，不然老子就对不起你！”
满屋子都喧腾起来了。陈金泉卷着袖口，他决不愿意在刘联芳这猎狗一样凶狠的老鬼面前扼制他的怒火，也不还刘联芳的嘴，却直截地招刘联芳决斗。
那冷静、精警的四川人是不会接受这个挑拨的，他正确地回避了陈金泉那少年刚锐的气势，再也不叫嚷了，悄悄地从一个小门走出去，他报告了连长……
半个月后的一个晚上，高敬梓，那一身充满着哲理和智慧的连部的老书记这样说：
“这样的一件事，是天然的，没有一点人意加在上面。谁都不能对这件事表示怨怼。请将一件事的结果作起点，向一切的原因回溯上去吧！我们发见一个人笑嘻嘻地，像小孩子戏玩似的投入那最后决定下来的圈套，没有谁能够阻止他，恰恰相反，所有的条件都只能帮助他‘投入’，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必忌讳，每个人像屠户一样的残酷，他们含笑地把一只牲口摆在屠案上，坦白地对那可悲的牺牲者表明：我们都这样做了，全世界没有一个会发出怨语！”
这里在坐着的有排长张瑞标、副排长曹东明、还有老兵翁泉、罗锦田、王梅和新任班长黄伯祥等等。
“依你们看，陈金泉，那冒失鬼有这样的下场是不是应该的呢？”他用一种非常爽朗的嗓子，像诵书一样继续地说，“没有回答，对的，你们决不能在这样的问题上妄置一言。陈金泉是一个成事有余、运气不足的孩子。……明天，这可怜的孩子临到了死期，师部军法处对他判决了最高的刑罚。”
排长张瑞标的壮健，血红的面孔突然地完全失色；翁泉垂着头；曹东明的眼睛湿着泪水……黄伯祥铁青着面孔，像一座石像似的直挺地站立着。
果然，第二天，上午九时三十分光景，在桃溪东岸的石滩上，陈金泉的胸脯给穿过了三颗子弹，像鳜鱼似的张大着嘴巴，直躺着。
为什么会被判决死刑的呢？这里所通过的方式很简单：他从连部给解上了营部，从营部给解上了团部，再又从团部给解上了师部，他是那样的“笑嘻嘻地，像小孩子戏玩似的投入那最后决定的圈套……”
和枪决那冒失鬼同时，师部召集了一个热烈的军民大会，张×，那少年师长鼓着鲫鱼般的阔大的两腮，在公共体育场的主席台上站起来了：
“亲爱的父老，兄弟，诸姑，姊妹，和官兵同志们，我们十九路军是抗日的标准队伍，我们负有盛大的荣誉，在全国各地，无论哪一个角落，受民众热烈的拥戴和欢迎，师长认为这是全国军队中一个既成的宝贵的表率，这表率决不是一个虚有其名的骗人的东西，我们可以从他们作战的勇敢，军容的强盛，平时纪律的严明，一件，两件，三件，四件，五件，六件的加以证实。
“——我们可以自豪，可以对一切的人们夸耀，凭着神圣的军纪，我们有权力随时随地把一个犯法的兵士处决。军队之有军纪，正好比人身之有装饰；现在以隆重的装饰显示给大众，我们毫无憾意，我们有着无上的快乐和光荣。”
经过了这件事以后，四十九师的兄弟们，像潜行在海洋里的潮水，暗暗地鼎沸起来了，骚动起来了。
负有“革命家”之称的老头子陆振环，第三连连部的一个司书，在很早以前就和黄伯祥做了毫无隔阂的突破一切的朋友，他高大，肥胖，眼睛下面有一个黑圈，四方脸，厚嘴唇，大耳朵，他倒在一张破烂的竹椅上，深深地叹息，深深地沉思，烟斗的旱烟在燃烧。——这是一间和牛栏连在一起的民房，天下着雨，窗外的雨点滴溜溜地像明珠一样的闪耀着，四巷里很寂静，墙壁发散着热气，隐隐地还透过了那为了下雨而不能放出的牛的气息。黄伯祥默默地拘守着自己，肃饬着自己。毫无成见地让陆振环把所有的问题一件件摆出来，一件件加以论断，以至拿出正确无讹的结语。
“法国莫泊桑的小说，”他说，“你读过了没有呢？有叫做《勋章》的一篇，写得非常正确、有趣。故事记得是这样。一个没落官僚的老婆偷了另一个男子，有一天给丈夫撞见了，那男子幸而走得快，但是匆促之间留下了一件外套。‘现在可不能狡赖了。’丈夫说，‘证据都在手上了。’妻子不慌不忙的回答说，‘你错了，这外套是你的，我昨天还看见你穿在身上，你看，那上面不是有你的勋章在挂着么？’丈夫一看，果然有一个勋章，灿烂耀目，上面有狮子也有太阳。‘可怜’，他心里想；我的妻子误会了，她以为这勋章是我的。那么我还是承受下来吧！一个人必须有这样的勋章挂在身上，才能显示出他的光荣！于是他说：‘对了。我的脑子有点纷乱，我几乎弄错呢！’。——用这个故事来羞辱这样的一个男子，已经够毒辣了，但是还比不上它羞辱我们的民族英雄张Ｘ将军的毒辣。……我们的民族英雄张Ｘ将军的光荣的勋章是从哪里得来的呢？”
这时候，他突然狞恶地大声地笑了。“‘误会’！这是中国民众的‘误会’！”
他把话暂时停顿了下来，快活地像一匹狂渴的马奔临了河边似的深深地纵情地吸他的烟斗。
“然而我们中国民众其实并没有‘误会’，中国民众有他们不能不‘误会’的原因。因为在一·二八的当时，除了十九路军之外再没有别的军队能够为祖国执行抗战，这是十九路军兵士健儿们的功绩，而我们的张Ｘ将军——岂只他一个而已！——却真的以这一点为自己个人无上的光荣。”
说到这里，他忿忿地站立起来，用他的巨粗的拳头猛击着桌子，叫上面摆着的玻璃杯剧烈地互相碰触，发出蝉儿一样悲感、颤动的叫鸣。
雨下得渐渐的大了，屋子里在雨声的包围中显得更寂静，凛肃的空气使黄伯祥的灵魂强健而缩小，他的灰暗的眼睛发亮了，惨绿的失去血色的嘴唇颤抖着。
“十九路军究竟是一个什么东西呢？”陆振环继续说着，“谁都能回答出来，他们和中国所有其他旧式封建的军队没有差别。如果有一点差别，就是他们曾经在上海和日本人打过一回战。离开了上海之后，他们又露出原形来了，所有的军官和做皇帝一样的骄纵，他们虐待兵士，残杀农民，打日本在他们不成为一件了不起的专务，他们蹂躏中国的革命队伍和打日本同样的卖力。”
黄伯祥不能不大大的失望了，——他自从在上海逃出了日本的炮火，逃出了家庭，用一个卑微，可怜的人民的地位投身在祖国的腐朽、破烂、充满着兽性的队伍中，牺牲了自己，忍受着种种的凌辱和折磨，而结果是证实了：他自始至终未能脱离那泥坑一样的痛苦的地位，他不明白在这样的队伍中受苦到底是为了什么，他是从火中逃出来的，却不料纵身一跃，已经落进了海里。
“我们为什么要这样过日子呢？”他凄切地说了，仿佛在对他的好友哀求一件什么，“我们总得走了。我们在这样的队伍中吃饭毫无意思。”
“是的，我们总得走了！”陆振环沮丧地说：“从七月起，我们整个的队伍都要加上‘剿匪’的阵线，——伯祥，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聪明人总会知道，这是投降了日本，遵守了日本的默示和指使，无灵魂地把枪口对准了我们自己的胸膛！”